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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名人——革命家梅龚彬

2015-01-01 15:52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710 我要评论 字号:

摘要: 梅龚彬,原名电龙,龚彬是他的笔名,1901年8月12日出生于黄梅县城东街梅家新屋。家庭比较富裕,父亲梅宝琛是知识分子。从1907年起,他先后在县城私塾和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 从1917年起,他外出求学,先到武汉就读武昌启黄中学。在五四运动期间,结识了...

梅龚彬,原名电龙,龚彬是他的笔名,1901812日出生于黄梅县城东街梅家新屋。家庭比较富裕,父亲梅宝琛是知识分子。从1907年起,他先后在县城私塾和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

1917年起,他外出求学,先到武汉就读武昌启黄中学。在五四运动期间,结识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参加 “人社”活动,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经常参加学生宣传队,到街头演讲。1921年春,他高中毕业,到上海考入东亚同文书院。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高等学校。在这所学校继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4年,他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并由贺昌、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由恽代英、沈泽民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当年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他还根据大革命工作需要,经党组织安排,由高尔松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同年冬,他回到家乡,和宛希俨、吴致民、李子芬等人在黄梅县城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发起成立先进群众组织少年黄梅学会。同时受恽代英指派,担任湖北国民会议宣传员,负责开展鄂东一带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活动。

1925年夏,他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在运动期间,他担任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的学联代表,是运动的指挥者之一。由于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不久被推选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秘书长。

1926年春,他大学毕业,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专门从事革命工作,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兼任市党部机关中共党团书记。当时上海国民党组织分为两派,他是左派;右派组织就是所谓“西山会议派”。他在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和指导下,组织左派力量与右派势力进行了针针相对的斗争。

1927年初,他被调到武汉,担任汉口总工会教育委员,兼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政治教官。4月中旬,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党支部书记。5月随军北伐豫南,6月班师回武汉,7月随军调往九江。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他按照共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同年81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十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治指导员。后来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潮汕地区挺进。七十一团进入潮汕地区时,遭敌重兵包围,损兵于汤坑(广东丰顺县),七十一团受到巨大损失。10月初,他们收集残部,由副团长带到海陆丰去参加武装暴动。他奉命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同年底,他被党中央派到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28年春参与发动和指挥了浙东武装暴动。

19286月,省委书记夏曦去苏参加党的“六大”,他代理主持浙江省委的工作。同年8月,他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在潘汉年领导下,做左翼文化运动方面的工作。他一边从事左翼文化宣传联络工作,一边从事著述,为《北新》杂志撰稿,翻译《政治经济学入门》,参加编写《社会科学辞典》。由于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活动能力强,影响较大,不久被蒋介石通缉。

19298月,党中央把他调到日本工作。由周恩来推荐,担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出发时由李维汉交待工作任务。他以党的工作为重,离别怀孕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大儿子,义无反顾踏上征途。816,他在东京上野的一个牙医诊所同日本共产党联络员接头时,因接头地点已遭日本特务破坏而被日本警察逮捕。面对酷刑,他毫不畏惧,沉着机智地同日本法西斯当局作斗争,保住了党的重要机密,挫败了日本法西斯当局企图制造“第三国际颠覆案”的阴谋。19301215,他胜利出狱,恢复自由。

19316月,他动身回国,7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指示他当一个“秘密党员”,在社会上以灰色面目出现。因此自1932年后,他经常同国民党上层人士吴开先、吴醒亚、陈立夫、潘公展等人往来,在CC派报纸上用梅龚彬笔名撰写文章。吴开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是他原来的同学;吴醒亚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黄梅同乡;陈立夫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他不久又结识陈铭枢、王礼锡、胡秋原等人,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他通过与这些人的来往为掩护,为革命工作。不久,他争取胡秋原支持办了一个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化评论》,宣传抗日思想。

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他选定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为团结对象,争取他们脱离蒋介石的控制,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他通过胡秋原的关系经常参加神州国光社的活动,又通过神州国光社同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和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蒋光鼎、蔡廷锴等人接触。为推动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后来还有李济深等人反蒋抗日,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在上海晨报馆担任编辑,还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讲师,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他因教学深受大学生欢迎,不久晋升为教授。后来,他还被中华书局聘为《中华》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19335月,按照党组织指示,他来到香港,策动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建立福建人民政府。同年11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民众运动处处长,因学识渊博,办事干练,受到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的赞赏和器重。有关文化宣传方面的问题,文化委员会主任陈铭枢都交给他处理。他还被福建人民政府委派筹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和红军代表张云逸到达福州后,他负责联络并配合他们工作。1934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他随李济深去香港。

1935年秋,他协助李济深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这是南方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他在其中任宣传处长,通过各种方式以大同盟的名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1月,广州中山大学一些进步师生因受广东军阀陈济棠迫害来香港避难,他主动热情接待,想方设法为他们坚持斗争提供各种帮助。不久,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先后传到香港。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联系到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逼蒋抗日上。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做大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工作。

1937年,他受李济深、陈铭枢派遣,前往上海、南京、武汉活动,奔波辗转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对来自沦陷区的流亡青年特别关心。在武汉时,他曾帮助许多来自沦陷区的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或去延安抗大学习。

1938年春,他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特约编辑。同年8月间,他以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的名义去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访问,随即又去江西进贤访问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然后取道衡阳、桂林去重庆。在衡阳时,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他路过桂林时会见李济深,将中共希望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意见转告李济深。他在桂林会到李济深,完成此项任务之后,于1938年底抵达重庆。

他到重庆后,按李济深的安排到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会委员。由于设计委员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他就主动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编辑内部刊物《战地通讯》。

由于蒋介石对抗战转向消极,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李济深和他都想离开重庆。1940年夏,战地党政委员会苏北分会要求重庆总会派人来苏北处理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他以视察苏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去苏北执行“视察”和“调解”任务。他庆幸自己得到了脱身的机会,很想投奔新四军随叶挺抗日。为去苏北前线,他从重庆飞往香港,然后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要求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设法送他去苏北。鉴于苏北战事激烈,潘汉年要他在上海租界等候一段时间。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叶挺被捕,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下令取消。此时,他已不可能去苏北,潘汉年指示他继续去香港活动。

19413月,他抵达香港。当时,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不满,纷纷从重庆和桂林来到香港。他遇到了许多老同志和老朋友,同香港抗日救国会的朋友们一起做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党的统战工作,他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很好地团结了各方面的民主进步力量。

同年夏,廖承志召集他和李章达商议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根据廖承志的指示,梅、李二人在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后,起草了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纲领草案,纲领草案的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摩擦和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们把草案写好后,交廖承志审查批准,然后又由他和李章达就带着纲领草案前往韶关和桂林,分别征求蒋光鼎和李济深的意见。李济深对纲领草案完全同意,愿意承头发起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1941年底,他应聘去广东中山大学任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当时,中山大学在粤北坪石。1942年春,他被通知去韶关会见廖承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是他抗战期间最后一次向党组织汇报工作。不久廖承志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使得他从此中断了同党组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才找到潘汉年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他在中山大学任教五年半,19476月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才离开中山大学。他在中山大学是个受欢迎、受尊敬的好教师。他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担任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有时还兼授会计学和簿记学,大学生不仅爱听他讲课,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到他家中讨论学术问题和国内外局势。1944年下半年,他担任经济系主任。1944年底,中山大学疏散,他随西路去粤北连县。1945年春,他担任中山大学连县分校法学院主任。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他于194510月底到达广州。1946年初,他任法学院代理院长,仍兼经济系主任。由于他是经济系的学术带头人,1946年夏,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两年期的聘书,成为中山大学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

1947年,他因支持学生反美反蒋斗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530,中山大学学生在广州举行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示威游行。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宪兵和特务冲入石牌搜捕中大进步师生,梅龚彬夫妇也在被捕之列。愤怒的中大师生包围了中山大学三青团团部,迫使特务释放了临时拘押在那里的梅龚彬夫妇。6月,梅龚彬被中山大学解聘。他愤然离开了中山大学,经澳门去香港。他路过澳门结识了新朋友马万祺。马万祺交是澳门的爱国资本家,非常开明,他很快同马万棋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他经常向马万祺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马万祺也多次资助他的革命活动。

同年8月,他应聘到香港法学院任教授,并被在香港刚创刊的《文汇报》聘为社论撰稿人。其实,他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帮助李济深筹备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筹备期间,他被推选为民革成立宣言的起草人。19481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告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担任主席,他担任代理主任秘书。同年5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号召。他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等重要文稿,还帮助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草拟响应“五一”号召的联名电稿。

1948年底,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陪同李济深去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17,他们在大连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110到达沈阳。122,李济深等55位在沈阳集中的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此时对外仍然是民主人士身份,因此是55人之一。参观东北各地之后,他和李济深于2月下旬到达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协助李济深,将民革中央机关从香港迁来北京,并着手有重点地整顿民革地方组织。

同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接见他,在听取他关于民革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他的组织关系已转到统战部,仍为秘密中共党员。

同年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青联执行委员。

同年9月,他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直到文革动乱时被停职为止。

同年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欢欣鼓舞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秘书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19506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2年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民革中央内三位秘密党员王昆仑、屈武和他组成秘密党支部。秘密支部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和管理,在民革中央起党组的核心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指定他为支部书记。

1954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作为湖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57年被增补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在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期间受尽折磨。他的肺部本有东京受难时留下的后遗症,文革期间的摧残又使肺部的创伤发展为不治之症。197581日凌晨,他含冤病逝于江西宜春,终年74岁。

拨乱反正后,梅龚彬的沉冤得到了昭雪。1980118日,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追悼会或送来花圈,刘宁一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中说:“梅龚彬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同志,是革命事业的损失。”“我们要学习梅龚彬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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